2022年，徐丛剑提出了《关于将树立正确家庭观、生育观与人口观纳入素质教育范畴的提案》，建议把家庭幸福感、未来幸福感、社会责任感、民族责任感内容充实到素质教育中，从源头做起，提高个人、家庭、社会责任感，培养健康正确的生育观。

前段时间，因产科分娩量持续下降，全国多家医院停止产科分娩服务，引发关注。为此，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主任医师段涛发出了“救救产科”的呼吁。

为了弄清孕产妇在孕期的营养需求，在卸任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院长一职后，这位曾专攻妇科肿瘤、辅助生殖技术等的专家，便来到了营养科，转而攻克妊娠期糖尿病、双胎妊娠、妊娠呕吐等营养代谢异常或高危孕妇的营养治疗难题。

“段院长的呼吁是对的，但我和段院长也开玩笑，产科人也要自救。”徐丛剑说道，产科自救的关键，在于把思路从“我要为社会做什么”，转变为“社会需要什么”，这样的思路放在孕产妇整体数量降低的今天，意味着对医护资源有着更高的统筹要求。

从医学角度来说，年龄增长往往意味着更高的生育风险，徐丛剑介绍：“30岁后，人的身体开始走下坡路，糖尿病、高血压这类疾病的发病概率会明显增加，而当这些疾病出现在高龄孕产妇身上，无疑直接增加了她们的生育风险。”

亚瑟yase中文门户高龄产妇需要面对哪些问题？妇产科医护人员应该如何帮助大众树立起良好的“生育观”？本报记者专访全国政协委员、农工党上海市委会副主委、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妇产科学系主任徐丛剑，试图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

“临床不孕症的发生率之所以逐步升高，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我们‘人为’地延后了结婚和生育年龄，而卵巢的寿命并不随着人类寿命的延长而延长。”徐丛剑指出，不少人对“育龄期”的概念存在误区，当人类平均寿命延长时，大众自然而然地认为，生育年龄也延后了。然而事实却是，女性生育能力最旺盛的年龄依然是18至25岁期间。

“临床对高龄产妇的处理多是‘对症治疗’，比如，对于有糖尿病病史或糖耐量异常的孕产妇，尽量在孕前把她们的血糖控制好，对于高血压的孕产妇，预先控制好她们的血压情况，从营养方面将她们的身体调控到最佳状态，再帮助她们怀孕。”徐丛剑说。

身为医学专家，徐丛剑多年专注于妇科疑难杂症的治疗；作为全国政协委员，近年来，他一直在思考如何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徐丛剑认为，医护人员在用专业知识解决临床病症的同时，也要关注“生育教育”问题，帮助大众树立起良好的“生育观”。

然而，即使是在这位“多面手”专家的眼中，产科的研究依然留有许多空白，“比如进入产程后，宫缩乏力的孕产妇应该吃啥喝啥？背后的原理是什么？需要专家解答。”

此外，高龄产妇诞下的婴儿患病风险也在增加。以婴儿患唐氏综合征的概率为例，临床普遍认为，25岁产妇胎儿发生唐氏综合征的比例为1:2000，40岁时为1:50，45岁时为1:25。这也意味着，当女性生育年龄超过25岁后，婴儿患唐氏综合征的概率几乎成倍增加。

“为什么要生育？我所处的社会是怎样的？我在家庭里扮演怎样的角色？这些问题要在早期就让孩子们尝试去理解。”在他看来，生育观、人口观的教育是通识教育的一部分，应当引入中小学教育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