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奴俱乐部的残忍调教

刘琳：1979年，北京人艺重排上演《茶馆》，赢得广泛好评。很多外国观众看后也很惊叹中国有如此高水平的话剧。这种背景下，德国友人乌苇·克劳特和他的父亲作为牵线人，邀请北京人艺参加曼海姆民族剧院建院200周年庆祝演出。

老舍的创作实践为北京人艺留下了宝贵的艺术遗产。北京人艺迄今已演出老舍的十部作品，并经由它们在舞台上塑造了众多经典的艺术形象。从诵读剧本到表演、服装、道具等，老舍乐于参与北京人艺的二度创作。他时常单独约演员到家中深谈，小到一个人物的口音应该属于老北京的哪个区域，大到整部戏的呈现方式，老舍乐于帮助演员深刻理解人物及其生活的时代。每当新戏初稿完成时，老舍总会虚心听取北京人艺的建议，反复修改直至达到最佳效果。正是这种相互的滋养，成就了一部部令观众回味不尽的舞台佳作。

翻译不是简单的语言转换，而是“又一度创作”，译者要关注到文化背景和欣赏习惯。近年来，北京人艺的赴外演出也通过一些辅助手段，如字幕、演出说明书、展览等，帮助观众更好地理解作品的文化和历史背景。

刘琳：老舍带给北京人艺的创作特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他善于从生活中提炼人物和故事，往往只用三言两语就将一个人物的生活状态、性格和思想情感刻画得极其生动。平民出身以及对生活的洞察和理解，使老舍的作品有强烈的现实主义色彩，为北京人艺的戏剧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灵感。

刘琳：《茶馆》的魅力在于其深刻的现实主义精神、民族化的表演手法以及表演的整体感。这部作品通过展现一个北京茶馆中的社会百态，生动刻画了人物形象，揭示了社会现实，让观众深刻感受到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和文化底蕴。同时，作品还融入了京剧、曲艺等传统艺术表现手法，让表演更有民族特色和韵律感。

性奴俱乐部的残忍调教一部《茶馆》，半部中国话剧发展史。自1958年在首都剧场首演以来，《茶馆》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舞台上演六十多年，它的“一票难求”甚至成为一种文化现象。

北京人艺《茶馆》那次巡演之旅自1980年9月启程，从德、法到瑞士，活动历时近50天，访问15个城市，演出25场。从剧场内长时间持续不断的掌声，到演出所到之处当地媒体和专业人士的肯定，《茶馆》被认为“征服了欧洲观众”，有海外媒体甚至直言其“完美、精湛，无出其右”。

事实上，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西方兴起一股反现实主义的戏剧思潮，不注重对现实生活的描写，缺乏情节、形式荒诞。自20世纪70年代起，西方戏剧界觉察到这一思潮的不足，并逐渐转向。《茶馆》的那次外访恰逢西方戏剧界处于这一探索期，某种程度上，《茶馆》的演出令当地一些戏剧界人士重新认识到现实主义戏剧的价值。

2024年是老舍诞辰125周年，北京人艺再演《茶馆》，以“镇院之宝”纪念这位杰出的文学家。《茶馆》为何长演不衰？这部京味十足的作品何以令海外观众倍加喜爱？一代代演员更迭，如何看待《茶馆》的变与不变？中新社“东西问”近期专访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戏剧博物馆研究馆员刘琳，请她就这些问题畅谈研究与思考。

经典本身就具备穿越时代的生命力，每逢《茶馆》演出，今天的观众仍对它倍加推崇，北京人艺的艺术家们也仍在以“致敬经典”的态度追赶和超越前辈们所创造的高度，让观众能够感受到原作的精神内核和韵味；另一方面也要顺应时代，对作品进行适当的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使其更符合现代审美和当代观众的口味。(完)

外界能有此评价，我认为，一方面是由于《茶馆》所秉持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和整体感使其展现独特的艺术魅力，从而呈现出不同于西方话剧的戏剧样式和风貌；另一方面，《茶馆》以民族化的表现形式展现了为全人类所共有的主题，令观众产生共情和共鸣。

中新社记者：《茶馆》于1980年赴欧洲多国巡回演出，完成了新中国话剧的首次出国巡演。您能否谈谈“出海”对于中外话剧交流的意义？

当然，“出海”最重要的还是整个戏剧的呈现。每逢此时，我都深切感受到北京人艺的“一棵菜精神”，或者说团队精神。这是基于北京人艺长期形成的创作观念——深厚的生活基础、深刻的内心体验、鲜明的人物形象，所有主创要真正做到深入生活，深刻理解作品的文化内涵，才能让人物在舞台上立起来。

中新社记者：老舍是“京味儿”作家，北京人艺的创作也深深扎根于中国的文化土壤，如何能令海外观众看懂中国话剧，感知中国文化的韵致？

在缔造中国话剧舞台传奇的同时，北京人艺版《茶馆》走出国门，在海外收获关注与好评，被西方媒体称为“东方舞台上的奇迹”。

“出海”演出提振了北京人艺对坚持现实主义与民族化相结合艺术道路的信心，同时也打开了眼界，看到西方戏剧的创造力，小剧场演出等形式的多样化，以及艺术在跨越国界、沟通心灵方面的独特作用。

刘琳，供职于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戏剧博物馆研究馆员，北京大学教育学硕士。长期从事北京人艺院史及戏剧类藏品的研究与整理工作，参与编辑、出版“北京人艺经典文库”系列书籍，多次为焦菊隐、曹禺、老舍、欧阳山尊等戏剧家纪念展及《茶馆》《雷雨》等剧目策展、撰稿。

第三，老舍的作品关注社会现实和人民命运，具有强烈的时代感。他总是通过对市井人物的生动描摹去反映时代变迁和社会百态，激发舞台工作者无限的创作灵感，其作品在舞台上呈现出深刻的思想内涵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其次，老舍作品语言生动、幽默、有节奏感。前半生不间断的小说创作使他的语言功力日趋深厚，到创作《茶馆》时，他更是轻松几笔，赋予每个人物洗练、传神的语言。从《龙须沟》开始，北京人艺的演员们就得益于老舍笔下人物的影响和滋养，在二度创作中又有更适合舞台演出的加工和运用，角色的塑造更生动立体。

刘琳：北京人艺戏剧博物馆的展品记录着老舍与剧院的诸多合作细节，其中一件展品是老舍的手绘草图。当时老舍正在创作《龙须沟》，与剧组人员谈及剧中刘巡长的制服，老舍为此专门画了一幅各级巡警徽章样式的草图，并请夫人送到剧组。

正式演出采用同声传译的方式，乌苇对台词并非逐字逐句翻译，而是加入一些必要的解释，尽可能帮助海外观众克服理解上的障碍，从而真正将老舍作品中的北京特色和中国文化元素生动呈现出来。每场演出后，他都会与演员研究如何改进、调整，让外国观众最大程度感受到作品的魅力。

1980年的外访之后，北京人艺又在此基础上，数年后再度携《茶馆》赴境外演出，包括港澳台等地，以及日本、新加坡、加拿大、美国等国，同样取得了巨大成功。

语言障碍是“出海”要面对的首要困难，好在当年《茶馆》“出海”前做足了准备。乌苇精通中文，熟悉中国文化，他事先看了二十多遍《茶馆》，当剧组到达德国时，由乌苇翻译的德文本已在当地行销。

戏剧博物馆还收藏着一份新中国成立前钱币兑换的手稿，这也是出自老舍之手。《龙须沟》第一幕发生在1948年初夏，当时通货膨胀严重，法币贬值，人们拿到薪水后要立刻换成银元。这份手稿记录了当时的钱币兑换情况，与剧中1949年前后社会大转折的历史情节相呼应。这两件手稿记录了老舍对剧目二度创作的关注，更体现了他尊重史实的严谨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