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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齐兹主动谈起了他选择翻译《日出》的原因。“我喜欢太阳，更喜欢日出。这部作品就像‘日出’这个意象一样，给黑暗带来希望，给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带来希望。它也像曹禺先生这个人一样，给所有人带来希望……‘太阳升起来了，黑暗留在后面’，这是多让人向往的句子。”

翻译文学作品过程中，阿齐兹不断深挖中国历史乃至中国古代哲学。“翻译文学作品的过程中，我渐渐意识到，研究汉学，仅会做语言翻译、有些文学基础根本不够。如果想真正读懂《红楼梦》，仅知晓汉语可能做到吗？”阿齐兹说。

提起这次最后的会面，阿齐兹讲得格外细致。“我们讨论了很多有关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现实问题与未来发展趋势，话题并未局限在戏剧领域。我们还谈到了古典文学，包括他眼中的《红楼梦》有多美。可能大家都不相信，那天我们在医院里聊了四小时！”

就这样，阿齐兹与中国的“半生缘”从“奇怪的体验”开始。此后37年，他见证了中国的发展与巨变，目睹了民众生活的改善。这种星移斗转也令阿齐兹“称奇”，“短短三十多年的时间里，我眼见着中国克服了那么多困难，带领那么多农民摆脱了贫困。全世界开始重新认识中国、评价中国。所有人都意识到，东方这个全新的大国正在崛起，它在国际政治舞台、经济领域渐渐拥有强大的影响力……”

类似的例子还有沈从文的短篇小说《萧萧》。阿齐兹说，“萧萧”是主人公的名字，也经历了浮沉的一生。如果直译到阿拉伯语中，读者很难理解“萧萧”是什么。最后，他把它翻译成“童娘”。后来这部翻译作品在阿联酋等国家吸引了很多读者，很畅销。

于是，在尝试翻译了部分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后，阿齐兹又翻译了《论语》《老子》等古代典籍。“这些书已经不仅停留在文学层面了，它们是中国人道德准则、哲学思想的浓缩。”最重要的是，这些思想在人类历史进程中是独一无二的。阿齐兹指出，中国古代哲学家专注于修身，或者说专注于道德的养成。他们努力达到君子的标准，帮助他人、造福社会，服务国家，其思想核心皆从道德出发。

阿齐兹认为，走进汉学至少需要迈过三道“门槛”：汉语学习只是第一步；“当汉语学习达到一定水平，我就开始接触翻译，这是第二步；第三步才是接触‘汉学’。汉学范围广大，不是学会了汉语、能做简单的翻译工作就表明你是个汉学家了。汉学内涵深厚，我花了十年时间才仅仅掌握了基础，才有机会踏上中国的土地。”

在与诸多经典隔空对话的千百个日夜里，阿齐兹先后翻译了大量中国文学作品，并在此过程中结交了一些有名的中国朋友。他说，对他影响最大的正是曹禺先生。

回忆翻译的过程，阿齐兹连续说了三次“非常难”。汉语和阿拉伯语都是世界上最难学的语言之一，表达习惯、文化背景大相径庭。“我碰到的一个很大的困难是要怎么翻译‘小东西’这个人物。她是个命运坎坷的小女孩，曹禺先生在这个名字里寄托了无限的悲悯。但如何才能让阿拉伯读者理解‘小东西’的意思？她又不是个‘物件’，我只能换一种表达方式，最终把她翻译成‘可怜的小女孩’。”

近年来，全世界学习汉语的人数不断上升。阿齐兹表示，不仅是中国周边国家，很多阿拉伯国家，西方国家，也开始出现了“汉语热”。

“1985年，我刚大学毕业。有阿拉伯出版社和我取得了联系，他们竟然问我中国有没有戏剧。我很诧异，说明阿拉伯世界对中国戏剧是完全陌生的。当时一家出版社让我选择一个优秀的中国戏剧家介绍给他们，我从很多名家中选择了曹禺，翻译的第一部作品是《日出》。”

精品导航从一名普通的汉语学习者成长为一名享誉阿拉伯世界的汉学家，阿齐兹(Abdel Aziz Hamdi)用了40多年。他说，解读中国故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即使倾注了数十载心血，仍觉得自己贡献太少。近日，这位埃及汉学家在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时这样评价他心里的中国：“它历史悠久，和我的祖国埃及一样古老、一样美丽，我能感受到它每一个侧面所展现出的丰富与深沉。”

阿齐兹说，“中国的文学作品具备国际水平，但翻译质量太重要了。翻译就像桥，如果质量不行，就无法将好作品送到阿拉伯世界，甚至破坏了作品本身，也破坏了中国形象”。在他心中，优秀的翻译家要拥有非常全面的能力，深厚的语言功底只是基础，还需要具备精湛的文学水平。

阿齐兹的“汉学人生”是一个逐步认知的过程。1977年，他在开罗开始学习汉语。那时候，他对“什么是汉学”一无所知，“因为学习汉语其实离研究汉学还很远很远”。

阿齐兹(Abdel Aziz Hamdi)，世界汉学家理事会顾问委员会委员、埃及汉学家理事会召集人，享誉阿拉伯文学界的汉学家、翻译家，埃及作家协会和埃及最高文化委员会翻译委员会的成员。2001年，他在埃及爱资哈尔大学创办了中文系，现任该校语言与翻译学院中文系主任。多年来翻译了大量中国文学作品，如话剧《日出》《茶馆》《蔡文姬》《原野》，沈从文小说《边城》《丈夫》《萧萧》《虎雏》，田汉作品《名优之死》《咖啡店一夜》等。迄今为止，他已相继翻译出版二十多部中国文学作品，并于2018年获第九届阿卜杜拉国王国际翻译奖“荣誉奖”。

阿齐兹告诉记者，“那天，他说了一句话我至今都记得。他说他读了很多书，也获了很多奖，更见识了很多有影响力的人，但‘我就是我’。”阿齐兹进一步解释说，曹禺先生其实是想告诉他，要心无旁骛，走自己的路，坚持自己的风格，保有自己的特色。要尊重他人的学识，但也要相信自己的能力。

“中国人的吃饭习惯、学习方法、生活方式都和埃及人不一样，差异特别大。”阿齐兹举例称，埃及的学校一般是半天课，但中国不一样，要上满全天。最让他感到“奇怪”的是，“北京怎么那么冷？我还记得买冬装的地方叫五道口，那是一个大学生们都喜欢去的地方……”回忆起学生时代，阿齐兹说，“当我终于适应了寒冷的天气，北京又下雪了，变得更冷。但那是我第一次看见大雪，我兴奋得和同学们一起在雪地里滚雪球、打雪仗……这是一种中国式的生活。坦白说，一开始我适应得很困难，但最终还是完全融入了这个日新月异的社会。”

说到此处，阿齐兹笑了起来。他说，“我想这才是汉学研究的意义。汉学能让世界了解中国的各个方面。但终我一生，我一个人是无法完成向阿拉伯世界‘解读中国故事’这件工作的，这需要很多很多人的共同努力，需要一代又一代学者前赴后继……”(完)

当然，与中国社会一同经历“日新月异”的还有阿齐兹自己。随着汉语水平的不断提升，他开始进入“汉学门槛”的第二个阶段——尝试翻译，他最早接触的题材是戏剧。

回忆起第一次“中国之旅”，已隔37年，阿齐兹仍难掩激动。1987年，阿齐兹获得来北京语言大学学习的机会。谈及感受，他话锋一转，笑了起来，“第一次看见真实的中国，我觉得‘很奇怪’……”

“我见过他三次。”阿齐兹对每次见面都记忆犹新，“前两次都是我去他家里，最后一次是在他的病床前……那时候，他的病情已经不太好，听力也不太行了。一开始我说的话都需要他夫人在他耳边再说一次，但聊着聊着，他好像开心起来，也有了些力气，同我说了很多。”

18世纪时，西方学界曾一度向中国学习，把孔子视为圣人。那时候，西方社会出现了很多与“道德”有关的社会矛盾，他们认为能从孔子的思想里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答案。然而，阿拉伯世界却对孔子感到陌生，“每个人都在猜他是谁，但几乎没有人准确知道他是谁……我觉得我有必要把这么厉害的人和思想介绍到阿拉伯世界。”阿齐兹称，自己在翻译《论语》时，以阿拉伯语详细讲述了孔子的生平、经历，并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重点介绍了他在道德、理想方面的思想和追求。很多阿拉伯读者了解这些内容后震惊于孔子深沉伟大的智慧。